文丨贺喜
隆庆年间以诗闻名的湖广兴国人吴国伦任高州知府，和众多明代高州的官员一样，他拜谒了高州冼太庙，并题诗八首赞颂冼夫人怀集百越、归顺朝廷的功业。最后一首是这样写的：
冼氏骨已朽，百越犹英声。
我来刺其郡，枹鼓时一鸣。
群丑虽渐削，何当遽销兵。
神其眷故土，荡涤蛮烟清。
吴知府笔下的冼夫人是梁、陈、隋三代高凉地区的豪酋首领。《隋书·谯国夫人传》这样叙述冼夫人的土酋出身：“谯国夫人者，高凉冼氏之女也。世为南越首领，跨据山洞，部落十余万家。”作为部落首领之女，冼夫人自幼便“抚循部众，能行军用师，压服诸越”，既有规劝兄长停止侵犯旁郡，止息怨隙的本事，又有让海南、儋耳千余洞归附的功劳。梁大同初，北燕后裔罗州刺史冯融为其子高梁太守冯宝聘冼夫人为妻。隋仁寿二年（602），冼夫人卒，谥号为“诚敬夫人”。
▲冼夫人像
今天，冼夫人成了女神，在广东西南一带受到广泛的崇拜。没有明确的材料显示冼夫人信仰的起始年代，海南与高州可追溯的史料记载也有明显的差别。在宋代，海南儋州的宁济庙（崇奉冼夫人）已受到敕封。在明以前，几乎没有材料显示高州地区的冼夫人信仰有普遍的流布。但是，经过明中叶的社会动荡和秩序重建，在高州，“骨已朽”的冼夫人，成为庙享一方的眷土之神，无论是在海南还是高州，冼夫人信仰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明中叶对于广东西南的社会转变是个关键的时期。以高州为例，吴国伦提及的“群丑”“蛮烟”主要是指“倭寇”和“叛瑶”，在士大夫的描述下，当时的高州是“潢池绿林殆无宁日”的“炎峤一隅”。吴知府平倭乱，抚瑶众，安郡民，并建南岳书院。在其短暂销兵之时，不忘拜祭在南粤威名赫赫的冼夫人。作为神明的冼夫人至迟在宋代以后就成了表达地方与中央王朝关系的符号，她既是地方的领袖，又是归附的象征。
为什么明代以至今天的人在塑造和书写地方历史的时候需要追溯到八九百年前的这位女首领？要厘清冼夫人信仰的创造与演变，我们首先从冼夫人及其时代宕开笔墨，揭示冼夫人故事本身及其进入正史记录的时代背景。
土酋归附
冼夫人的传奇人生曾引起众多历史学者的兴趣，他们针对冼夫人的确切出生年月、是否真的姓冼、墓葬何在、足迹是否亲履海南岛等问题，进行了长期的学术探讨。之所以出现这些疑问，是因为记载冼夫人生平的基本史料——《隋书·谯国夫人传》——本身语焉不详。即使经过学者们多方考据，这类史实问题仍因资料不足而没有定论。本章的主题是冼夫人形象和形象书写的历史结合。因此，近年的考据，尤其是地方史学者对这类史实的考据，不是本章的核心。本章的主旨是当时的人为什么会用这样的笔调去记录这位出身豪酋的女首领。
唐代编修的《隋书》是为冼夫人作专传的年代最为久远的正史之一。其后的史家撰述冼夫人历史大都以《隋书·谯国夫人传》为本。因此，本节以《隋书·谯国夫人传》为主要材料进行讨论。
冼夫人所生活的梁陈之际为中国历史之一大变革时期。南朝末年的侯景之乱中，南方的土著开始在政局上崭露头角。周一良认为，南朝之宋、齐、梁皆为北方之侨人政权，排南人于政治势力之外，至陈朝则吴人势力取侨人而代之，且三吴以外之南方土著亦崭露头角矣。陈寅恪亦认为，梁陈之交，楚子集团的时期结束了，士族的历史结束了，原来默默无闻的南方蛮族中的土豪洞主，纷纷登上了政治舞台。陈朝便是依恃南方土著的豪族建立起来的。此为江左三百年政治社会的大变动。吕春盛等学者的研究细致地讨论了陈霸先在岭南崛起的过程。他认为，据史书所载，陈朝的开国君主陈霸先在兴起的过程中，广纳各地豪杰，其势力由岭南地区经南川（今赣江流域）北上，如滚雪球般扩大，但其基本核心仍然是在岭南地区所交结的势力。既往研究说明，陈霸先是在岭南兴起的寒门将领，陈朝的政治与南方土著势力关系密切。许多南方土著首领之所以名垂正史，也缘于这一机缘，冼夫人就是帮助陈霸先成就帝业的力量之一。
梁武帝大同年间（535-545），出身寒微的陈霸先在平定交州土著起义的过程中，成为岭南地区一个有实力的将领。梁武帝太清二年（548）八月侯景反，十月陷建康，三年三月陷台城，梁武帝被饿死。广州刺史元景仲响应侯景反，始兴（郡治在今曲江）等郡亦举兵反。时任高要郡太守的陈霸先攻打元景仲。元景仲败死后，陈霸先迎梁宗室定州刺史萧勃为广州刺史。三年底，陈霸先准备北上勤王。萧勃却意存观望，与盘踞南康郡（郡治在今江西赣州）的地方豪强蔡路养暗相勾结，起兵拦击。梁简帝大宝元年（550），陈霸先从始兴出发，至大庾岭，破蔡路养，进军南康。这里提到的大庾岭是一条横亘广东南雄县（今南雄市）北以及江西大庾县（今大余县）西南的山脉，自秦汉以来就是往来广州与中原诸州之主要交通孔道。曾一民的研究认为，秦汉至隋唐时期，大庾岭道不仅为诸夷由广州北上朝贡及南北商贾往来的交通要道，而且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秦始皇讨伐南越、赵佗据广州称王，以及汉武帝讨南越王相吕嘉反，均据此地之故。陈霸先北上的第一战也发生在大庾岭。
▲《谯国夫人》中的冼夫人
那么，距离粤赣边界甚远的冼夫人与陈霸先的勤王之役有何关系呢？《隋书·谯国夫人传》记录了在高州将领变乱之危急时刻冼夫人与冯宝支持陈霸先的故事：
遇侯景反，广州都督萧勃征兵援台。高州刺史李迁仕据大皋口，遣召宝。宝欲往，夫人止之曰：“刺史无故不合召太守，必欲诈君共为反耳。”宝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刺史被召援台，乃称有疾，铸兵聚众，而后唤君。今者若往，必留质，追君兵众。此意可见，愿且无行，以观其势。”数日，迁仕果反，遣主帅杜平虏率兵入灨石。宝知之，遽告，夫人曰：“平虏，骁将也，领兵入灨石，即与官兵相拒，势未得还。迁仕在州，无能为也。若君自往，必有战斗。宜遣使诈之，卑辞厚礼，云身未敢出，欲遣妇往参。彼闻之喜，必无防虑。于是我将千余人，步担杂物，唱言输赕，得至栅下，贼必可图。”宝从之，迁仕果大喜，觇夫人众皆担物，不设备。夫人击之，大捷。迁仕遂走，保于宁都。夫人总兵与长城侯陈霸先会于灨石。还谓宝曰：“陈都督大可畏，极得众心。我观此人必能平贼，君宜厚资之。”
可见，从岭南领兵北上的梁朝部将不止陈霸先，广州都督萧勃、高州刺史李迁仕都以“征兵援台”为名蠢蠢欲动，他们抢先占据大庾岭路的重要据点，比如南康之北的大皋口（今江西吉安）。陈霸先虽已攻破蔡路养，下南康，但前方还遭遇李迁仕的拦截。冼夫人是在这样的危急局面下支持陈霸先的。
这段材料也展示出冼夫人在冯氏家族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冼夫人出身南越首领之家。梁代，冯氏与冼氏联姻。冯氏家族本“北燕冯弘裔孙”，初，冯弘因为不能以国下魏，而投高丽。他投奔高丽的时候，派遣其子冯业以三百人“浮海归宋，因留于新会”，“自业及融，三世为守牧”。冯融在梁为罗州刺史，其子冯宝为高凉太守。冯氏在高凉面临“他乡羁旅，号令不行”的处境。大同初，冯融为冯宝聘冼夫人为妻，“至是，夫人诫约本宗，使从民礼。每共宝参决辞讼，首领有犯法者，虽是亲族，无所舍纵。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违”。从“号令不行”到“政令有序”，《隋书·谯国夫人传》的描述凸显了梁陈之际王朝派遣的官员独自行政与借助当地酋长的力量行政产生的效果截然不同。
同样地，在对待李迁仕的问题上，冼夫人比冯宝更为高瞻远瞩。她正确地做出了支持陈霸先的决定，由此这个家族的命运发生了关键的转变。《隋书》的编纂者浓墨重彩地描述了冼夫人在这个事件中的机智和果敢。她比冯宝更洞悉与明了时势，识破李迁仕计谋，力止冯宝前去。她亲自带兵打仗，设计大破李迁仕军，巾帼不让须眉。事平后，冼夫人又亲至灨石与陈霸先会面。与陈霸先的一面之缘，开启了冯冼家族与未来陈朝皇帝接触的历史。
据《隋书·谯国夫人传》记载，在冼夫人的年代，冯冼家族始终是辅助王朝统治岭南的土著力量。但是，陈朝的历史只有32年。陈亡隋兴的时候，对于承接了陈朝的隋，冼夫人仍一心归附。《隋书·谯国夫人传》记录了这个重要的转变：
后遇陈国亡，岭南未有所附，数郡共奉夫人，号为圣母，保境安民。高祖遣总管韦洸安抚岭外，陈将徐璒以南康拒守。洸至岭下，逡巡不敢进。初，夫人以扶南犀杖献于陈主，至此，晋王广遣陈主遗夫人书，谕以国亡，令其归化，并以犀杖及兵符为信。夫人见杖，验知陈亡，集首领数千，尽日恸哭。遣其孙魂帅众迎洸，入至广州，岭南悉定。表魂为仪同三司，册夫人为宋康郡夫人。
在政权出现真空的情况下，冼夫人被奉为“圣母”，成为岭南诸郡投靠和依附的对象。隋朝派来平定岭南的官员韦洸不敢贸然踏足广州，直到冼夫人迎其入城，才改变局面。如何确切地验知，旧的政权已经倾覆，新的政权取而代之？在陈朝，冼夫人将扶南犀杖献给陈主。当陈朝败亡的时候，隋朝招降冼夫人，除了示以陈主的书信外，还出示扶南犀杖，表示已经夺得陈的天下。“夫人见杖，验知陈亡”，于是，在恸哭哀悼陈亡之际，迎接新的政权派来的代表。冼夫人、陈主、隋朝晋王等人看到扶南犀杖都不约而同或者不言自明地领会其所蕴含的政治意义。这说明，作为礼物的扶南犀杖，又充当了信物和凭证。随着扶南犀杖易主，冼夫人转变了忠诚对象，派其孙冯魂迎韦洸进广州，“岭南悉定”。可见，冼夫人所忠诚的不是陈霸先个人以及他所建立的陈朝，而是中央政权。
隋立国初，番禺人王仲宣叛。冼夫人初派遣其孙冯暄出兵平叛，然而冯暄交结叛军，“迟留不进”。冼夫人大怒，执暄于州狱，又派遣孙冯盎平乱。叛乱平定以后，冼夫人护卫隋朝使臣，出巡州县。《隋书·谯国夫人传》描述了这次宣慰岭南的仪式：
夫人亲被甲，乘介马，张锦伞，领彀骑，卫诏使裴矩巡抚诸州，其苍梧首领陈坦、冈州冯岑翁、梁化邓马头、藤州李光略、罗州庞靖等皆来参谒。还令统其部落，岭表遂定。高祖异之，拜盎为高州刺史，仍赦出暄，拜罗州刺史。追赠宝为广州总管、谯国公，册夫人为谯国夫人。以宋康邑回授仆妾冼氏。仍开谯国夫人幕府，置长史以下官署，给印章，听发部落六州兵马，若有机急，便宜行事。
冼夫人不是以冯宝夫人的形象出巡，而是再次展示了女将之风，“亲被甲，乘介马，张锦伞，领彀骑”。这样的仪仗最早来自陈朝朝廷的授予。陈永定二年（558），册封夫人为中郎将、石龙太夫人，“赉绣幰油络驷马安车一乘，给鼓吹一部，并麾幢旌节，其卤簿一如刺史之仪”。2至隋初，朝廷因冼夫人迎韦洸入城，册封为宋康郡夫人，但是仅给予名号，并没有明确授予仪仗。所以，冼夫人在巡视州县之际，用的仍然是陈朝所赐之“刺史之仪”。这样威风凛凛的出巡形象，一方面向诸位首领显示她是朝廷册封、认可并且负有宣慰之责的官员；另一方面，向朝廷派来的诏使显示她的一片忠心，以及在岭南的威望。乱平后，隋承认了冼夫人的“刺史之仪”，“仍开谯国夫人幕府，置长史以下官署，给印章”，还授予她调兵遣将权力，“听发部落六州兵马，若有机急，便宜行事”。材料没有说明“六州”的具体所指，但是，从上下文意思推断，当是指前来参谒的五个州，再加之冯冼家族根据地——高州。
不久后，俚獠起义，王朝没有派使臣南下，冼夫人俨然化身为朝廷的“使臣”，平定地方。“番州总管赵讷贪虐，诸俚獠多有亡叛”，冼夫人上书，言讷罪状。隋高祖降敕委冼夫人招慰亡叛。《隋书·谯国夫人传》是这样描述的：
夫人亲载诏书，自称使者，历十余州，宣述上意，谕诸俚獠，所至皆降。高祖嘉之，赐夫人临振县汤沐邑，一千五百户。赠仆为崖州总管、平原郡公。
这次事件的解决主要仰赖于冼夫人。两次平乱的过程中，王朝的参与似乎仅仅在于仪式性地颁布“诏书”以及平乱之后的论功行赏。但是，对于地方首领而言，战乱频仍之际，是非难辨。这一纸诏书的拥有者，却可以声称，自己拥有招抚平乱的权力，获得行军打仗的合法性。因此，冼夫人在宣慰州县之时，时刻都显示自己是诏书的拥有者，如她“亲载诏书，自称使者”。
那么，冼夫人自身如何对朝廷表达归附之情？《隋书·谯国夫人传》记载了每岁大会的仪式：
皇后以首饰及宴服一袭赐之，夫人并盛于金箧，并梁、陈赐物各藏于一库。每岁时大会，皆陈于庭，以示子孙，曰：“汝等宜尽赤心向天子。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今赐物具存，此忠孝之报也，愿汝皆思念之。”
当然陈示赐物本身既代表了土酋的归附，也代表着中央王权的认可与褒封。同时，她谆谆告诫子孙“赤心向天子”，行忠孝之道。冼夫人称“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这样的表述只是把梁、陈、隋的朝代更迭看成三位君主的变换，而不是王朝命脉的消长。进一步地证实，当时冼夫人要尽忠的是掌握中央政权的“天子”，而并不看重究竟是谁家的天下。
《隋书·谯国夫人传》是唐代史家站在隋的立场上书写隋史，冼夫人与陈朝的渊源只是作为历史的背景。因此，这篇传记着墨最多的是冼夫人在隋代的作为以及忠诚。这样的忠诚主要体现在两次平乱以及每岁大会的礼仪上。这样的礼仪有两个层面：其一，是王朝政权与地方首领之间的礼仪。地方首领通过敬献礼物、拥护王朝官员等方式来表达归附之意；王朝则通过颁布诏书、封官赐爵，以及给予印章、仪仗等手段笼络地方首领。在当时的情境下，这样的仪式，与其说是中央政权自上而下的统辖和治理，不如说是对某些地方首领权势的肯定与承认。其二，是地方首领在当地社会所展现的礼仪。几次平乱之后，冼夫人都是以女将形象出巡州县，女将的形象本身就具有岭南地方色彩。当她以王朝赐予的仪仗巡视州县，当她身负诏书，宣述上意，这位土著女首领又身兼王朝使臣的形象。其他州郡的地方首领通过拜谒冼夫人，不仅表示归附他们的岭南圣母，也表示接受王朝的招抚。这样，不仅仅是冼夫人或冯冼家族与中央政权建立了联系，更为广阔的地域与中央政权也建立起了联系。
《隋书·谯国夫人传》塑造了一位岭南的“圣母”，一位“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的冼夫人，这位冼夫人超越了部落之间的残酷争夺，摒弃了和朝廷的一切矛盾，全然是“宣述上意”，向子孙谆谆教训“忠孝之报”的“使者”。然而，在冯冼家族生活的时代，广东西南是一方并不平静的土地。包括冯氏家族在内的部落豪酋长期处于扩张势力的斗争和倾轧之中，不仅如此，冯氏家族对唐朝朝廷也处于时叛时服的状态。那么，唐代的人基于怎样的需要去创造和撰写一位全然作为向化的使者的冼夫人？要理解冼夫人形象塑造与书写的历史，需要将目光投向撰写《隋书·谯国夫人传》的时代背景——唐代冯冼家族与唐王朝的复杂关系。
▲冼夫人纪念馆
传说的历史
从前文的讨论可见，唐代名臣魏徵主持编修的《隋书》，用褒赏的笔调塑造了三代忠心，能运筹帷幄、行军作战的女将冼夫人。然而，对比同时代的其他几部史书，就会发现，并非当时的史家都以如此欣赏的态度去书写这位南方女首领。
姚思谦和魏徵是同时代史家，姚于贞观三年至十年（629-636）主修《陈书》和《梁书》，魏徵也是这两部史书的监修史官。但是，两部史书都没有专门为冼夫人立传，也极少提及冼夫人。在姚氏的叙述中，灨石大捷的主角，不是冼夫人，而是陈霸先讨伐侯景的前军大将周文育。魏徵辞世当年（贞观十七年），唐人李延寿开始编修《北史》。《北史》很明显地借鉴了《隋书》，其《谯国夫人传》只是在《隋书》的基础上稍做损益。为什么同时期姚、魏两位史家对冼夫人形象的书写有如此明显的不同？要了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明白魏徵与冯冼家族的渊源，冯氏在地方的处境以及其与唐王朝的关系。
隋仁寿初，冼夫人卒，谥号为诚敬夫人。冼夫人去世以后，在平定王仲宣之乱中脱颖而出的孙辈冯盎逐渐成为冯冼家族的主要首领。隋朝，冯盎多次助隋文帝与隋炀帝南征北战，官至左武卫大将军。
《新唐书》记载了隋文帝初见冯盎时的情形：
隋仁寿初，盎为宋康令，潮、成等五州獠叛，盎驰至京师，请讨之。文帝诏左仆射杨素与论贼形势，素奇之，曰：“不意蛮夷中乃生是人！”即诏盎发江、岭兵击贼，平之，拜汉阳太守。从炀帝伐辽东，迁左武卫大将军。
隋末动乱之际，深得隋帝赏识的冯盎并没有勤王保隋，而是奔回岭南，“啸署酋领，有众五万”。当时，岭南各处豪酋世家都卷入了扩充部武与争夺土地的斗争。冯盎投奔崛起自江西虔州、自称南越王的林士弘麾下。在扩张领域的战争中，冯盎并没有因为对手同处于林士弘麾下而留情。番禺、新州豪酋高法澄、洗宝彻杀隋官，据州，附于林士弘。冯盎击破之，得二十州，地数千里。《新唐书》的描述显示了冯盎在岭南一带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威信：
番禺、新兴名贼高法澄、洗宝彻等受林士弘节度，杀官吏，盎率兵破之。宝彻兄子曰智臣，复聚兵拒战，盎进讨，兵始合，辄释胄大呼曰：“若等识我耶？”众委戈，袒而拜，贼遂溃，禽宝彻、智臣等，遂有番禺、苍梧、朱崖地，自号总管。
经过隋末唐初与其他地方首领的斗争，冯冼家族的势力范围显然比隋时扩大了许多。唐武德四年（621）高祖大定中原之后，派李靖为岭南抚慰大使，招抚岭南各州。武德五年七月，“酋领冯盎等皆以子弟来谒，南方悉定”。唐王朝将冯氏的势力范围分成了八个州。《新唐书》载：
武德五年，始以地降，高祖析为高、罗、春、白、崖、儋、林、振八州，授盎上柱国、高州总管，封越国公。拜其子智戴为春州刺史，智彧为东合州刺史。盎徙封耿。
从这八个州的地理位置可见，今天的高雷半岛、海南岛以及广西博白、桂林均是冯盎势力所及。初唐时期，冯氏在地方上面对的主要威胁是与岭南另一大豪酋宁氏的矛盾。《新唐书·南蛮传》语焉不详地记录了唐高祖武德六年（623）冯暄与宁长真的斗争：
有宁氏，世为南平渠帅。陈末，以其帅猛力为宁越太守。……猛力死，子长真袭刺史。……又以其族人宁宣为合浦太守。……武德初，以宁越、郁林之地降，自是交、爱数州始通。高祖授长真钦州都督。宁宣亦遣使请降，未报而卒，以其子纯为廉州刺史，族人道明为南越州刺史。……道明与高州首领冯暄、谈殿据南越州反，攻姜州，宁纯以兵援之。八年，长真陷封山县，昌州刺史庞孝恭掎击暄等走之。明年，道明为州人所杀。未几，长真死，子据袭刺史。冯暄、谈殿阻兵相掠，群臣请击之，太宗不许，遣员外散骑常侍韦叔谐、员外散骑侍郎李公淹持节宣谕，暄等与溪洞首领皆降，南方遂定。
这次动乱的起因既有宁氏家族内部的分化，又有冯暄等人的煽动。唐初，宁氏分裂成了两股主要力量。钦州都督宁长真，是岭南一带较早降唐的土著首领，唐王室给予其的地位比另一支——宁宣更为显要。宁越、郁林一带原为长真的统治领域。而在廉州、南越州一带则盘踞着宁宣与族人道明的势力。宁氏两支的地域范围都与冯氏家族统辖地域的西线接壤。从史料可见，冯氏支持道明与长真抗衡，而朝廷则站在了长真这边。由于史料的阙如，我们无法了解冯氏与宁氏的具体恩怨。但是，从地理位置而言，唐代由广州通往广西以及安南的重要路线——容州路的广西段主要位于宁长真的统治领域之内。如果冯氏联合道明反宁长真成功，则可以控制通往越南的主要道路。这次动乱，王朝没有派遣军队前来镇压，冯暄似乎也没有因此而获罪，朝廷以“宣谕”的方式平定南方。
贞观元年（627），唐太宗改变高祖时期“割置州县”以笼络来归豪杰的政策，因山川形便，将全国分为十道。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远在蛮烟瘴雨之地的冯盎的举动受到了唐太宗的相当关注，贞观初期，他两次颁布敕书给冯盎。据岑仲勉考证，前一篇敕文发于贞观二年之春初：
言无心信受，又以卿每年恒遣爱子入京，使人朝集不绝，所以虽闻卿有异图，不发兵马。去岁遣刘弘基等纂集，亦有所云，卿已破新州，复劫数县，恐百姓涂炭，无容不即防御。闻卿自悔前愆，令子入侍，更令旋旆，不入卿境。此是朕惜卿本诚，意存含育，卿既有心识，亦应具朕怀。去冬又令员外散骑常侍韦叔谐等殷勤慰谕，想寻达也。比得卿表云，既老且病，寒暑异宜，山川遐阻，岂可令卿冒涉远途，有劳筋力？自今以□，但宜在卿家将摄，以自怡养，更不得遣山洞群小钞掠州县，仍年别恒令儿子更番来去，又依式遣使参朝，朕即知卿赤心，自然不畏他人表奏。若其掠夺不止，衅恶日彰，欲人不言，其□□也。□至五月末以来宜遣一子，尽心闻奏，若无使至，朕即发兵屠戮卿之党羽，一举必无遗类。今遣朝集使还示卿此旨，宜深识机微，自求多福，春首尚寒，比无恙也。家门大小，想并平□□□□及。
如果从上下文去推想写作这篇敕文时的复杂情势，或者可以勾勒出这样的图景：“员外散骑常侍韦叔谐等殷勤慰谕”并没有让冯盎停止扩张的脚步，他已经夺取了梦寐以求的新州。当时有“他人”频繁奏报朝廷冯盎的“异图”，朝廷也要求冯盎赴京。不过，冯盎则上表以“既老且病”为由拒绝前往。在这样的情况下，唐太宗发下这道敕书。它看起来像是对冯盎的一个警告，同时却显示了王朝的妥协。尤其是对冯盎托病不进京所表现出来的容忍，显示出当时朝廷对于岭南鞭长莫及。
该敕三次提到有关遣子入朝的事宜，唐太宗两次明确表示之所以听闻冯盎有“异图”，仍按兵不动，主要就是念在冯盎“每年恒遣爱子入京”。于敕文末，他再次谆谆督促冯盎“仍年别恒令儿子更番来去，又依式遣使参朝”。看来，对于唐太宗而言，“遣子入朝”就意味着地方首领的忠诚。可以猜测的是，这不是单纯的进京朝贡或朝拜，而是将“爱子”作为人质扣留在朝廷。贞观五年（631），唐太宗再次向冯盎颁发敕文：
敕。高州都督耿国公冯盎，安州都督府使人周怀义还，及张赟等至，并具来表。省览周环，良以增叹！唯公之识量不喻朕怀，亦由朕之风化未能及远，君臣疏离，遂至于斯。永怀鱼水，望古增愧。朕祗承天眷，□最□中，弘济艰难，抚育黎庶，有生之类，咸思乂安，一物失所，增其兢惧。然海隅辽旷，山洞幽深，蛮夷重译之方，瘴疠不毛之地，得之未有所益，失之固无所损，何假殷勤远相征召？但□□□□后朝夕相寻，咸云公心迹未纯，侵掠不已，新州以南，多被毒害。朕既为之父母，须拯艰危，所以聊命偏师，将救涂炭，亦未纵兵威，即入彼境。公又前遣智，数命使人，每自申陈，辞请恳切。云刘感构恶，妄相谗毁。朕谓公□□□未相见，无以自明，是以频遣敕书，令公入觐。公尚然疑虑，犹怀偃仰，似矜遐阻，未欲朝谒。复有推注，更遣行人，云高州正被兵临，蹊径壅塞，又惧刘感谮诉，投杼为疑。既有此辞□□□□□，命所司尽公本意。刘感既不能绥卫藩服，与公失和，即令真定公齐善行代为郡督，见集兵马，亦各散还。朕之此情可谓贯彻幽显，若犹不为公所信知，复何言如能悉朕虚怀以取富贵？即宜驰传暂至京师，旬日□□□尽心曲，便命旋轸，委以南方，子子孙孙，长飨福禄。倘其必存首鼠，不识事机，积恶期于灭身，强梁不得其死，自取夷戮，断在不疑。大兵一临，悔无所及。纵令巢穴之内数日偷生，□□□□□牙投窜，冤仇非一天罗□举□□□广，何处求安？当深思此理，自求多福。春序已暄，想无恙也，家门大小，并得平安。今令使往，指不多及。
这次的事件，同样交织着复杂的地方政治与恩怨：其一，据王兴瑞考证，安州都督府的都督为宁据，而宁据就是前文提到的与冯暄兵戈相向的宁长真之子。其二，冯盎所憎恶之刘感，在冯暄之乱时，曾镇压与冯暄遥相呼应的冈州刺史冯士翙。冯刘亦为宿敌。安州都督府的使者与刘感在唐太宗面前状告冯盎，可以说是武德六年冯宁矛盾的继续与激化。
不过，从敕文来看，宁据等人表奏冯盎“心迹未纯”，也并非捏造之词。前敕发出五年后，冯盎依然在扩充其控制领域，“新州以南，多被毒害”。没有史料清楚说明，冯盎为什么对新州如此虎视眈眈，三番两次欲收入囊中。但是，从其扩张的路线来看，他似乎致力于打通一条从高凉通往西江的道路。武德末年，与宁氏的斗争失败后，其统治领域西侧的道路不可能为冯氏所掌握。于是，开辟东路尤显迫切。单从地理位置而言，唐宋期间，六条古道与新州江连网，东北通广州、端州（肇庆）、罗定州，西南通高州、春州（阳春）、东合州（雷州）、琼州、廉州，有“八州通衢”之称。初唐时期，这八州之中，有六个州为冯盎所据。更为重要的是，新州江连通西江。从西江经灵渠，入湘水，入长江，是沟通岭南与长江流域的最重要水网。
从以上讨论可知，冯盎生活的时代，广东西南一带的地方政治相当复杂。在两则敕书中，唐太宗均表示，虽然没有真正兵临城下，但都有发兵讨伐之意。在是否出兵攻打冯盎的问题上，魏徵对于扭转局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事情发生在贞观初，即撰写前敕的时代，据《资治通鉴》记载：
岭南酋长冯盎、谈殿等迭相攻击，久未入朝，诸州奏称盎反，前后以十数；上命将军蔺謩等发江、岭数十州兵讨之。魏徵谏曰：“中国初定，岭南瘴疠险远，不可以宿大兵。且盎反状未成，未宜动众。”上曰：“告者道路不绝，何云反状未成？”对曰：“盎若反，必分兵据险，攻掠州县。今告者已数年，而兵不出境，此不反明矣。诸州既疑其反，陛下又不遣使镇抚，彼畏死，故不敢入朝。若遣信臣示以至诚，彼喜于免祸，可不烦兵而服。”上乃罢兵。冬，十月，乙酉，遣员外散骑侍郎李公掩持节慰谕之，盎遣其子智戴随使者入朝。上曰：“魏徵令我发一介之使，而岭表遂安，胜十万之师，不可不赏。”赐徵绢五百匹。
魏徵因建议“怀之以德”而止息了唐军攻打冯氏的战鼓，从其后的史迹来看，也的确缓和了冯氏与唐王朝的关系。贞观五年，冯盎派遣儿子智戴和使节申陈冤情。而唐太宗则坚持要求犹疑不定的冯盎前来入觐。这就是后敕撰写的理由。冯盎接到敕文终于于同年进京朝贡，并随后破罗、窦诸洞獠叛。《旧唐书》记载：
贞观五年，盎来朝，太宗宴赐甚厚。俄而罗窦诸洞獠叛，诏令盎率部落二万为诸军先锋。时有贼数万屯聚险要，不可攻逼。盎持弩语左右曰：“尽吾此箭，可知胜负。”连发七矢，而中七人，贼退走，因纵兵乘之，斩首千余级。太宗令智戴还慰省之，自后赏赐不可胜数。盎奴婢万余人，所居地方二千里，勤于簿领，诘擿奸状，甚得其情。在唐太宗看来，冯盎来朝，算是表明了“心迹”。盎破诸洞獠叛后，太宗令留在京城的智戴回乡慰省。如果联系到土酋之子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则不难想见太宗的这一举动不仅在于褒扬盎之功勋，至少在表面上也宣告了他对冯盎的信任。贞观八年（634），唐高祖宴请西突厥使者，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遣智戴咏诗。智戴的诗作得到唐太宗的欣赏，并欣然称赞：“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
贞观二十年，冯盎卒。盎有子三十人，《新唐书》特别提到的是智戴和族人子猷：
智戴知名，勇而有谋，能抚众，得士死力，酋帅皆乐属之。……后入朝，帝劳赐加等，授卫尉少卿。……盎族人子猷，以豪侠闻。贞观中，入朝，载金一舸自随。高宗时，遣御史许瓘至洞视其资。瓘至洞，子猷不出迎，后率子弟数十人，击铜鼓、蒙排，执瓘而奏其罪。帝驰遣御史杨璟验讯。璟至，卑辞以结之，委罪于瓘。子猷喜，遗金二百两、银五百两。璟不受。子猷曰：“君不取此，且留不得归。”璟受之，还奏其状，帝命纳焉。
可见，直到高宗时期冯氏的族人子猷还是富甲一方的豪强。但是，盎之孙辈就鲜见于历史的记载了。王兴瑞认为，由于南选制度的实施，冯盎后代正和岭南其他豪强家族一样，充任地方要职的是越来越少了。因此在《广东通志·职官表》中几乎见不到冯盎孙辈以下名登仕版。武则天时期，这个大家族遭受了严重的变乱。没有史料说明具体的缘由和经过，我们只能从盎之曾孙高力士的生平中寻得蛛丝马迹。据《新唐书》记载：
高力士，冯盎曾孙也。圣历初，岭南讨击使李千里上二阉儿，曰金刚，曰力士，武后以其强悟，敕给事左右。坐累逐出之，中人高延福养为子，故冒其姓。……力士幼与母麦相失，后岭南节度使得之泷州，迎还，不复记识，母曰：“胸有七黑子在否？”力士袒示之，如言。母出金环，曰“儿所服者”，乃相持号恸。帝为封越国夫人，而追赠其父广州大都督。
可见在高力士幼年的时候就已经遭遇了家庭变故，以致母子离散。直至力士得势后，这一段尘封的身世才被揭露出来，而其父母也因力士的关系得到了追封。力士逝世后，时人为其撰写的神道碑这样讲述其家族源流：
公本姓冯，讳元一。则天圣后赐姓高，改名力士，广管潘州人也。冯之先有自北而南者，自宋怀化□业以至于盎，五岭之表，推□名族。皇唐初，盎使持节高州都督、广韶等十八州总管，封耿国公。耿公有三子，智戣为高州刺史，智戴为恩州刺史，智为潘州刺史。咸有德义，实为人豪。家雄万石之荣，橐有千金之直。潘州府君生君衡。潘州薨而君衡袭位。象贤之礼，主记守封。且有旧章，斯为代禄。使有辀轩□察者，不知承式，高下在心。因以矫诬罪成，於乎。裂冠毁冕，籍没其家。开元中，天子广锡类之恩，览先贤之状。初赠潘州刺史，又赠广州大都督，公即广州之少子也。
这段材料追溯了冯氏的谱系，冯盎之子智玳生了力士之父君衡，君衡“因以矫诬罪成，於乎。裂冠毁冕，籍没其家”，此事给冯氏家族以重大的打击。为君衡所立之《赠广州大都督冯府君神道碑》也语焉不详地把这一场变故概述为“子幼家艰，丧礼盖缺”。有众多学者希望考察出冯氏分崩离析的原因，但因为资料的阙如，没有定论。
王兴瑞依据《唐大和上东征传》考证过唐代海南岛曾存在冯氏的割据势力。玄宗天宝年间，鉴真一行人从越州（今浙江绍兴）解缆渡日，中途遇台风漂流至振州江口（海南岛宁远河口），受到了临振郡（今崖县境内）别驾冯崇债的护送，又曾得到万安州（又作万安郡，郡治在今陵水县）大首领冯若芳的迎接供养。唐中后期，岭南一带的动乱中频频有冯姓人参与，但是没有史料证实这些人是冼夫人后裔。可以说，高力士之后正史中很少再有关于冯氏子孙事迹的明确记载了。
▲冼夫人雕塑
结语
通过对《隋书·谯国夫人传》冼夫人形象及其文本诞生的时代背景的分析，可知冼夫人传不仅是当时人所撰写的历史，也是当时人怀柔蛮夷政策的反映，因此解读这一文本必须考虑以下几层关系。
其一，作为对冯氏政策的直接建议者，魏徵在《隋书》中为冼夫人立专传。我们难以推测这样的身份和政治取向是否影响到他的历史书写。冼夫人归顺陈隋二朝、尽心事主的事迹与家风显然可以作为冯氏家族忠诚唐王朝的最好宣传，和当时皇帝与土酋间的政治与外交亦相配合。
其二，除了“宦”的层面，可能还须考虑“婚”的因素。参与《隋书》撰写的另一位大臣许敬宗嫁女与冯盎之子。时人对这桩姻缘是颇有微词的。在当时的舆论中，这桩姻缘不仅是土著攀附权贵，更是许敬宗贪慕冯氏的雄厚财富。在嫁女之际，许敬宗“多纳金宝，为有司所劾，左授郑州刺史”。
魏徵的建议收到了“胡、越一家”的效果，得到唐太宗的赏识，经过这样的历史过程之后，皇帝、冯氏家族，或支持冯氏的臣僚都需要塑造一位忠义的岭南圣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