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10日，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系贺喜教授与南昌大学历史系黄志繁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第六届地方文史高级研修班上，作了题为“历史学的田野工作”的学术对谈，从田野工作的经验出发，结合具体案例，细致、全面、深入地阐释了历史学者为何要走进田野及走进田野后需要注意的问题。本场讲座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李世众教授主持。
探求整体的、群像的历史
历史学者由于长期受到传统文献的训练，很多时候太专注于文献本身，因此，文献与田野的结合有其重要意义。
贺喜提到其中的几个方面：其一，当我们进入田野时，会关注到文献之外的多重关系。我们不只是去收集文献，还要倾听当地乡民如何讲述这些文献，关注到它们的产生过程。同时，我们还要意识到其实有些人是没有历史文献的。因此，文献之外的历史是什么，如何形塑成一个整体的历史，是容易被忽略但需要关注的问题。
其二，在进行中国史的研究时，尤其需要注意中国幅员辽阔，生态多样。扎根乡土的实地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理解多元一统的历史机制。
其三，有助于新的视野的开拓。过去研究区域史的学者比较多地关注宋以来传统乡村社会的发展。近年来，有更多学者将目光投向近代城市的研究，比如说城市天际线的变化，工厂、矿区、车站留下来的遗迹等等。进而，贺喜提出了一个她一直在关注和思考问题：当传统的礼仪性标识改变以后，近代发展出了怎样的与社会架构相配合的文化符号系统？
她援引科大卫教授在《告别华南研究》一文中讲述的小故事，来梳理学者们在文献内外探索的心路历程。这个故事发生在科大卫在新界开展碑刻收集计划的时代，有位老婆婆讲述了一个很动人的故事。她年轻的时候，抗日战争刚开始，她和家人逃难逃到新界。家里一无所有，父母同意以十块钱将她聘给本村一户人家。先收了五块，当时没有饭吃，自己走到未婚夫门口，请他们结算剩下的五块。
在老婆婆的讲述中，当年还很年轻的科大卫体会到了乡村女孩子的感受并感到了愤怒。他在文章中写道，“（我们）需要听她们自己讲出来才可以理解。……我们在学校念的历史捆绑在一个与实际生活没有关系的系统下，没办法把这些重要的经历放进去，老婆婆的故事是没有文字记载的。我们不记录下来，以后就没有人可以知道。”其后科大卫开始了口述历史计划。
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田野中的经历如何改变学者的学术思考。贺喜深有触动地指出，我们到田野中去，去认识当地人，了解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问题，同时也在反思自己。我们收集了许多碎片化的故事，包括受访者的生活史、生命史，它们都非常重要，都闪着光。作为学者，如何把散落的故事连缀成一个图景，一幅群像，从而了解一个时代，这是我们应该努力去做的工作。
贺喜还分享了与黄志繁在江西一起进行田野工作的经验。在吉安等地的考察让他们清晰地看到宗族作为社会制度如何被创造、实践、延续。它是文字上的，也是行为上的，最后呈现在社会形态上。贺喜认为，我们在进行田野工作时，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典范如何在历史实践中被创造出来。既然典范是不断被创造的，同时会发现许多“非典范”——这也就是多元性。
理解、尊重与融入
黄志繁从一个小故事切入主题。他提出，现在人们口头常常用到一个词叫“卷”（内卷），它来自人类学家格尔茨。最初，他去巴厘岛调研时，是带着官府的介绍信去的，结果很难问出东西。巴厘岛人喜欢斗鸡，这个是一种赌博行为。有天，岛民们在斗鸡，他在边上看，结果警察来了就开始赶这些人，他跟着他们一起逃走了。从那以后，岛民们就把他当朋友，很愿意跟他在一起。这是为什么呢？实际上，原来格尔茨拿着政府信函来，岛民们就把他当成官府派来侦查他们的眼线。但他与居民们不断熟识，融入他们的生活中后，岛民们就什么事情都跟他讲。这说明了在田野中，实际上我们是外面来的，是异文化者。所以，尊重与融入“异文化”是非常重要的。
黄志繁指出，当我们进入乡村，进入田野，有些东西是一定要特别注意的。比如村落的地理环境，河流山川走向，这些关系到村民的生计。中国传统社会，一个村子往往是因为交通商业而兴起来的。并且要想到它如何与大历史联系起来。比如里甲制度、地方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
有学员提出问题，乡村的人际关系错综复杂，很多家族的历史矛盾，甚至可能牵涉自身的家庭，那么应该怎么去从事自己故乡的田野调查和口述访谈，有没有哪些注意事项或者技巧方法？黄志繁从个人亲身经历出发，谈了自己对此问题的看法。
黄志繁的家修族谱，要他写序。他们家的族谱里面记录了祖先的光辉事迹，但他对此持怀疑的态度。作为历史学者，黄志繁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规避这些问题。结果，他写了一篇我们家族在客家学术史上的意义，那些长老表示不大满意，因为他对祖先的历史没有进行颂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重写，对祖先的历史进行了弘扬，长老们对此颇为满意。黄志繁指出，其实有的时候，面对一些敏感的问题，我们还是要去回避。这不是虚伪，实际上是尊重乡民的感情和历史。
历史真相的背后
黄志繁接着谈到他在网上偶然看到的北大历史系赵冬梅教授与马未都先生的辩论。赵冬梅认为她的目的是寻求历史的真相，马未都先生认为她的使命感是对的，但他认为不用寻求真相，而是要去寻求历史背后的道理。他问赵冬梅，司马光砸缸用的是什么？赵回答说用的是砖头，马说宋代还做不了那么大的缸。这个事情大家可以去判断谁对谁错。
黄志繁认为很多时候历史的真和伪其实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历史的背后，特别是我们讨论真伪的问题背后所隐含的制度的变化、社会的变化、时代的变迁。陈寅恪先生也说：“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迳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
针对水上人家族谱编纂的提问，贺喜认为这其实是乡民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于大传统的理解。至于那个大传统是不是学者们所认为的儒家式的传统，这就变成另外一个问题了。在这些习俗礼仪中既可以找到儒家思想、道家的思想，或非儒非道，非常的包容，也非常有张力。
围绕历史名人陈元光的籍贯争论，黄志繁指出，如果争论涉及唐宋甚至更早时期，我们通常以正史典籍为基本的标准。如果每个地方的说法都能找到相应的文献依据，那么多种说法可以并存。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这种文献的梳理，对本地的历史文化有更多的挖掘。学者不一定要寻求历史真相，但是可以通过这个问题的研讨带动当地历史文化的挖掘和引出一些其他的历史问题。比如说唐代、宋代这个故事线里，所谓原籍地如光州县、黄山县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状态？如果我们今天来去做一些文化工作的时候，可以把这些与文化事业发展联系起来。
最后有学员问到，历史学者需要以他者的身份进入田野，那是不是就意味着选择陌生的区域研究，比研究自己的乡村要好？贺喜答道：其实很多学者都是选择自己的乡村做研究。不过作为学者的时候，我们要清楚作为本地人，看待自己的家乡可能会带有主观色彩，这源于每个人历史的积累。怎样把自己从这种主观色彩之中抽离出来，用一个学者的眼光去看待，这是比较重要的。倒不一定要选择一个陌生的地方，本地人有本地人的优势。其实，当某项研究深耕了2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哪怕不是这个乡村的人，都会对它产生很特殊的情感，此类情况是很难避免的，学者认识到这一方面就可以了。
黄志繁进一步指出，研究者要站在本地人的立场上去想问题，他自己是不是本地人未必重要。如费孝通先生和他的新婚妻子在瑶族地区考察，后来妻子遇难，他自己也受伤。但是，他后来却写出了《江村经济》这本重要的著作，并在英国获得马林诺斯基名誉奖，当时对这本书的评价提到了这是研究本地文化的一本重要的人类学的著作。实际上，一开始人类学大多是研究异文化，这都是因为从日不落帝国的统治出发，它需要了解各个地方不同文化，以便于统治，这是英国皇家人类学的传统。但二战以后，人类学已经不再坚持只到陌生文化中去研究，也强调可以去做一些本土文化的人类学的研究。如果对本地的文化更为了解的话，在田野调查中更便于融入当地环境，更利于工作的开展。
（本文已经贺喜教授审阅）
